解放后移居香港的人是怎么过去的?

发布日期:2019-09-05 05:42   来源:未知   阅读:

  卢海鹏,籍贯番禺,文工团团长,唱念做打难不倒他。他是1969年从深圳湾游泳到香港尖鼻嘴(就是现在深圳湾大桥的两端)的。无线电视最年长的艺员训练班学员,和周润发、吴孟达同期,教材是演员的自我修养,没错就是周星驰喜剧之王,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写的那本,卢海鹏在大陆时早已熟读。虽然他模仿过的名人明星多不胜数,但他从来没有扮演过中国领导人。

  1957年初,22岁,被分派到内蒙工作前后已六年的倪匡(本名倪亦明),因处处顶撞上司,被打成反革命。「(好在)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当局要开庭审判我,可以判你死刑,要我走。」友人更赠送一匹马,他漏夜外逃。他误打误撞之际,突然一列火车出现。「那时,根本不知火车朝南朝北。」列车抵达大连后,他手上的钱仅够买一张到青岛的船票,「我的目的地是上海,因此到了青岛就不上岸,看他们也不敢把我赶下来。」就这样,倪匡抵达上海老家。正值五月天,亲人看到多年不见的倪匡如疯子般忽现,都不敢接待。「当时刚好是鸣放,上海整个社会都很乱,我想可以混出去了。那时有人跟我说,可以带我到香港,但必须交150块。」倪匡偷渡到港时已是炎夏7月。此时,大陆正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第二天家人就带我去领身份证。当时香港的政策是:只要你能上岸,就能拿到身份证。」而倪匡到港后的成就,外界有目共睹

  说个自家的事情。祖上是深圳原居民,爷爷在196x年(他不记得了,总之就是文革前),带着祖母、还有我爸,在现在的深圳滨海大道沿岸偷渡到香港的。原因很简单,没饭吃还要天天开会批斗爷爷这个挂名地主,但这些地早被吸鸦片烟的曾祖父卖光。觉得长此下去要送命,于是就研究跑路。

  最初爷爷学养蜂,因为属于行动自由的行业,国家也因为蜜蜂传播花粉有助农业增产而鼓励学养蜂,最重要的是可以坐火车出省,有空间研究跑路的路线,收入也比较高。他回忆说最远是经福建去浙江宁波附近,当时想过经金门去台湾,后来发觉太危险而作罢。侧面反映香港当时不见得是什么好地方,甚至不是跑路的首选==‘

  那时候有些渔民是允许划小船出海打鱼,还可以到香港那边做点小买卖。爷爷一早被打成黑五类,因为要经农会还是渔民协会等等介绍才行,改行当渔民这条路自然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使出了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方法-贿赂。详情他到去世都没说,估计他是有秋后算账的阴影。到出发的那天晚上,一行人假装是到香港卖菜的人,我爸被祖母装在大菜篮子的底部,蹲着,上面盖几层蔬菜略作掩饰。码头有军人检查,方法自然不是X光机,而是直接的把刺刀刺进货物里。祖母回忆,快到检查站的时候我爸抱怨菜水滴到他的眼睛了,吓得祖母云飞魄散,赶紧告诉他眼睛看地下不要往上看就好。我爸还真听话,不然就没有我了。

  就在士兵过来举枪要刺进去的当口,有人把那个兵喊去不知道干什么,祖父母看见时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赶快上船去,爷爷和祖母两人轮流划船,快天亮的时候才到香港那边的米埔。偷渡到香港以后,当时好像还没有抵垒政策*,到警署登记好身份证就可以在香港合法居留,不过同时他们在香港正式成为华裔无国籍人士,爸爸到1997年回归的时候才得到特区护照,之前都是用身份证明书出国的(身份证明书是给无国籍人士或者无法取得任何护照的香港居民出入境用的证件),相对母亲因为在香港出生,法律上是英国属土公民,用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出境方便很多。

  抵垒政策指香港政府在偷渡潮逐渐严重时实施的措施,要求非法入境者到达香港后需要到九龙界限街以南的警署自首,方可取得身份证,否则遣返。

  每逢假期,十来岁的我爸做家里的代表探望亲人、带书信和日用品回去。两老当时根本没想过有生之年可以重回故土,他们俩一直到1980年宣布改革开放后才敢回深圳广州探亲,不过到现在还搞不清为什么我爸回去就不抓。

  根据几位老人家的只言片语,其实我很有机会当富三代的呀!!!曾祖父在深圳开当地第一家戏院、有关系倒卖鸦片,爷爷是村里第一个去广州省城念书,还是师范学校的子弟,就像现在去欧美留学一样惹人羡慕;祖母家里做珍珠生意,有顺德马姐照顾,日本侵华前从来没有做过家务,还有机会念天主教女子中学;外祖母家里做蚕丝生意,虽然没念过学校,但也有请过私塾老师教三字经。两场战争,几场运动,这些往事都成为家中茶余饭后的谈资,真正都付笑谈中了。

  1949年-1950年间,随着战败,有大量国军将士及家眷取道香港前往台湾,其中的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留在了香港。他们被港英政府赶去了一个叫“吊颈岭的地方居住,这个地方后来改名叫作“调景岭”。彼时香港受港英政府的统治,有些对国军失望、对共军不信任的富人、名流也移居到了香港,比如末代皇帝溥仪的侄曾孙女,著名画家爱新觉罗·恒锦就居住在香港。

  1950年-1980年间,除了一些凭借探亲等合法手段移居香港的人之外,更多的是非法移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逃港”。关于这段历史,记者陈秉安采访了上百名逃港者,写成了一本书——《大逃港》。

  1950年起,国内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基础建设百废待兴,经济状况杯水车薪。而香港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有人做过调查,一个大陆农民日收入0.7元人民币,而一个香港工人日薪可达70港元,两地收入水平差了上百倍。

  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一共掀起了四次逃港潮:分别在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1957年、1962年逃港主要是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差,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得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反右”“”更是引起了大饥荒。1972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认识到“文革”是错误的,又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头。1979年逃港则是由一则“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3天”的谣言引发的。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其中非常著名的逃港者当属作家倪匡,金利来创始人曾宪梓,“占中”幕后黑手、壹传媒主席(我想他童年在大陆应该很不幸吧,不然得有多大仇逢中必反)。

  逃港者主要通过陆路、游泳和坐船的方式到达香港。妇孺多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等地陆路逃港;乘船的成本比较高,王中王心水论坛54433,逃港路线是从惠东及大鹏湾一带出发到香港西贡;年轻人游水的比较多,凤凰卫视做过一个纪录片,有逃港者回忆当年在深圳湾的海水里泡了一晚上才游到香港,期间还要躲避水警的抓捕。

  另外在深圳,还存在一种情况:部分靠边境居住的村民,比如赤尾村村民有耕地在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因此有两地耕作许可证。于是某一天,仙人指特论坛!村民集体赴港耕作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1974年,港英政府颁布了抵垒政策,逃港者若能成功抵达香港市区,便可合法在香港居留,若在抵达市区前被查获,就会被遣返。凤凰卫视拍的纪录片里,有的人被抓遣返回内地之后反复逃港数十次才成功。

  逃港的死亡率当然也是相当高的,陆路翻山有可能被边防官兵射杀,坐船有可能被水警抓捕。游泳要看潮汐,当时涨潮退潮时间甚至成了最高机密。有人不了解潮汐起落时间,退潮的时候开始游,游到一半涨潮了,用尽力气也游不过去,溺水而亡。在深圳罗湖口岸旁边,面朝深圳背靠香港的一片山坡上,全都是逃港者的衣冠冢。

  1980年10月23日,香港宣布取消抵垒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即捕即解政策,即抓到非法偷渡者立即遣返。持续三十年的逃港大潮这才逐渐结束。

  1982年英女王访问香港时大赦了非法移民。在此之后,逃港基本销声匿迹,非法移民转而投向假结婚的方式赴港。(本段因政治敏感被删,请各位自行脑补。)

  1997年香港回归后,除了通过投靠亲属、结婚的方式赴港定居的人群外,合法移居香港的途径还多了投资移民和学习or工作满7年。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之前饱受诟病的双非儿。至于非法移民,上个世纪那些游泳和翻山的方式已被抛弃。现在,每当我站在办公室窗前俯瞰深圳河和对面的香港禁区时都会想,大概没有人再会从这里游过去了,当年被这条河吞噬的生命和岁月,最终也会被冲刷得了无痕迹吧。

  管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严格的,刚解放那阵子,全国上下都制度不完备,还没有户籍制度,那时候去香港没有那么难的,买个车票船票就去了。香港也没有什么签证啊海关啊,看上去香港就像中国其他沿海城市没啥区别,但是繁华程度要比上海差的好远。

  那时候到了香港,呆了一段时间看看又回去的人好多的,甚至还有绕一大圈,去香港去台湾想想不如上海又回上海的呢。

  张爱玲是52年去香港的,她可是在中国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感觉到自己与新中国是格格不入没法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所以提出申请要去香港读书,完成被战争打断的学业,用这个理由走人。可见那个时候门还没关死。

  还有就是政府一直希望能劝说南逃到香港的企业家,社会知名人士等弃暗投明带资返回,当时就是写信劝返,或者直接派人(亲友和政协人士等)去宣讲说服,比如章士钊就三次赴港,劝了不少人回来,手上一张名单都是后来的被打倒名单,想想真是长叹一声。那时候据说他劝杜月笙,没成功,杜就问你律师还做不做?他说新中国可能不需要律师了,又问他做不做生意,他说毛主席已经保证他生活无忧,就没再说了。

  上海刚解放第六天,市政府就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陈毅、潘汉年都在会上讲了话,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去启发大家,使工商界听了之后认为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些在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的人士陆续回沪。不久后味精大王”吴蕴初、“煤炭大王”刘鸿生就回到上海。1950年冬,周作民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也回到上海。

  国共两党在争取各界贤达的统战上是非常激烈的,一边是兵败如山倒,腐败贪污人心丧尽,几个月就丢盔卸甲逃到台湾,眼看小岛还不知守不住不?一边是气势如虹,百万雄师过大江,军纪严明,看上去如日初升,然而共产制度新建不知如何发展。而香港弹丸之地亦是朝不保夕,战后英国是否会弃之谁也不知。

  通道是慢慢关上的,到了57年,算是一个大关口。然后国内的城乡户籍制度建立了,从此就不可能随便迁徙,更别说去香港了。若没有政府批准,就不可能。

  之后就是大量非法偷渡与极少数合法移居香港,由于两个世界分隔发展,到了70年代已经是差异到一天一地,止不住的逃港,导致这边人都快跑光了:

  到5月11日,港报披露有2万多人在梧桐山内地一侧伺机入港,其中很多人就在这几天已经尝试偷渡了六七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更加汹涌的逃港人潮即将到来。

  也许我们可以说,是曾经汹涌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设立经济特区,做出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

  粤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就没有停止过。偷渡风潮来得最为猛烈的是1978—1979年。

  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万多人。

  其中,1962年外逃11.7万人,逃出近4万人。1978年外逃7.9万人,逃出1.8万人。1979年前5个月外逃11.9万人,逃出2.9万人。

  1978年7月,抵粤主政3个月的第一次来到宝安。逃港最多的宝安县,根据宝安县委《关于偷渡外逃情况的报告》,1952年后的25年间,宝安县有40598人逃港,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1978年1-11月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由于大批人员外流香港,宝安县丢荒土地20多万亩。逃港者中甚至包括许多基层干部——宝安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

  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的机会,收容所人满为患。卷入逃港风潮的不只是边民,遍及广东全境。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鞭炮祝贺。

  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是逃港者的动力所在。1978年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仅77.4元人民币,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万元港币。

  偷渡事件惊动了北京。来到宝安调研的中央和广东省领导人,被深港两边的发展落差深深震动。他们明白,反偷渡,堵解决不了问题,根本的办法是放宽政策,发展经济,缩小两地的差距。

  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将“逃港”热潮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作了汇报。听后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1978年四五月间,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团考察港澳,回京后向中央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中央同意,“说干就干”。广东省委迅速行动。

  他还提出几条新措施: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吸收外资搞加工业;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他鼓励当地干部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后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的李定说,就在特区条例公布几天后,逃港者骤然减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树林中、深圳河边的草丛里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两个月后,、调回中央工作。此时,无论对于逃港者、深圳还是整个中国,另一番天地都已展开。-

  到了1980年,当特区受到非议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任仲夷还举出逃港者的例子,力证办特区的好处:“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 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120多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出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求回来。”

  外婆一家曾经是政府的中高层官员。解放后她的父亲因为看不惯的腐败先去了香港,而剩下的人则暂时滞留在上海。

  之后1960年左右我外婆的弟弟、妹妹和母亲先后通过正常途径前往香港。而正在读高中还是大学的外婆则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身一人被扣留在了上海。

  当然这之后要一直到改革开放我外婆的家人才有机会和她重聚,而她的母亲一直到将近百岁的现在都还每年坐飞机来上海。

  据我听说过的我外婆被扣留的原因有两个……其中一个比较奇葩,待我详细询问下我外婆当时他们家是怎么出去的再来填坑好了

  顺便吐槽下,我家现在最红最专的是后来从香港前往台湾又移民加拿大的外婆的弟弟……在台湾觉得太软弱选举只投新党,而每次来大陆见到我们都会盛赞

  反右以后才开始严的,之前是随你来去。有不少上海人是49年去香港避避风头,后来过不惯清苦日子,再加上上海解放了看看也没什么大变化,就回来了。一开始谁喜欢香港啦,都是打着过两年再回来的算盘去的。

  比较戏剧性的可以看文革时期倪匡的经历。还有四部电影《省港旗兵》,有刘德华,徐锦江,讲得就是大陆的或者或者知青或者青年农民逃到香港,进而与香港与大陆的军警作对,争取人生自由的故事。商业性做的非常好。麦当雄导演